年的夏天，动画电影《千与千寻》重映，这部作品是宫崎骏的巅峰之作，作品虽然已经过去了20年，但却依然几乎场场爆满。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部电影的内容不仅仅是一个少女的奇幻旅程，同时也是一部讲述20世纪日本经济衰退的“缩影”，电影中许多对日本社会的隐喻使得一众影迷对其进行重复的鉴赏解读。
《千与千寻》的主角荻野千寻是一个10岁的小女孩，电影首映是在年，也就是说千寻是在年的日本出生的孩子，当时日本的大环境是从91年经济崩溃至年长期经济不景气，因此日本学者们也将年出生的日本人称之为“TheLostGeneration”（迷失的一代）。
故事中的女主角千寻就是迷失的一代的典型代表，这部作品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了当时日本的国情，讲述日本迷失的一代应该如何实现自我救赎。故事的开头，千寻的父母为了抄近路，由国道20转入了国道21，这就导致了全家的迷失。其实，从国道的名字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日本由20世纪转入21世纪，正是因为上辈人抄近路才导致了日本经济的迷失，也就是91年日本泡沫经济的开始。
当父母要抄近路时，年幼的千寻已经感觉到不妙，虽然大声呼喊着“我不去”，但是在父母也就是上一代人的坚持下，千寻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跟随父母的脚步，即使知道是错误的方向却也无力去改变。这也反映了当初日本年轻一代只能依附长辈，按照父母的规划一条路走到黑的无奈现实情况。
当父母迷失，走入到无人经营的饭店后便开始肆无忌惮的吃供奉给神灵的食物，千寻认为这样不好，一直在说“我不要”，但是母亲和父亲的回答却是“等有人来了，再付钱就是”，“有爸爸在，怕什么，信用卡现金随他收”，这一段映射的是当时日本先享用再付款的现状，而这种状况正是导致泡沫经济的源头，是日本经济走向衰退的根本原因。
“迷失的一代”真实写照
电影后来的情节不乏对环境污染、日本现状的种种思考，而在当时的日本，“迷失的一代”如何自救是全社会所关心的话题，在《日本：生存的艺术》这本书中，作者戴维·皮林采访了日本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其中被采访者下坪久美子就是典型的“迷失的一代”，她的故事就是在当时经济环境下许多日本人最真实的写照。下坪久美子将被她称为“冰河时代”的这个时期的开端定在年的冬天。跟村上春树一样，她认为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份是一切变化的开始。对她而言，这一年最不寻常的地方不是地震也不是沙林毒气袭击事件，而是许多年轻人开始被父辈视为理所当然的体制内生活拒之门外。她就读于日本筑波大学，该大学位于东京的郊外，在20世纪60年代曾经是一个未来主义的科技城。
大学时代的最后一年，她向各大公司投出多份求职简历，每一份都整整齐齐地手写在明信片上。她回忆说，她当时得到了大约50份回复，比例比同等条件的男生低一些，但是这也给了她足够的希望，让她以为自己能够在“日本梦”的大饼上分到小小的一块。如今，37岁的她已经不再抱着这样不切实际的幻想了，她的名片上印着下面这些头衔：双语作家、人力资源顾问、跨文化交流协调人。下坪发现，那条“应许之路”的入口被封死了。
戴维和下坪久美子的采访约在东京帝国酒店优雅的茶室里会面，茶室有一整面墙是弗兰克·劳埃德·赖特创作的马赛克画作，这也是这座老帝国酒店唯一保留的东西。即便是这样一个天皇一家都时时光顾的知名酒店也未能躲过20世纪60年代的建设风潮，那时的日本忙着拆毁所有旧的东西，用现代化的东西取而代之。年，尽管受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遗孀的激烈反对，这座大楼还是被推倒重建了，当时这位已经70多岁高龄的遗孀在推土机开进来之后仍苦苦请求人们保留这座建筑。
见到下坪时，她身材苗条，衣着时髦，一条珍珠项链绕了两圈挂在毛衣的外面。她先说了自己年轻时的职业期许：那时候，她跟其他满怀希望的大学毕业生一样，开始忙活一件人生大事——找工作，这个过程被日本人称为“就职活动”，即日本公司从毕业生中大规模筛选人才的过程。穿上黑色西装，白色的女士衬衫，还有低调的黑色皮鞋，精心修剪的发型，当时还是20岁大学生的下坪完全按照美妆公司给出的建议来做。他们说，初出茅庐的女大学生穿衣打扮“要有活力但是不能太性感，她回忆说。“就职活动虽然发生在城市，但是跟野生动物大规模迁徙有一拼。“然而，他们的终点并不是东非的大草原而是大公司里的职位，这同时意味着成为“日本梦”的一分子。
她将求职信寄给优秀公司名录上的许多公司，其中不乏三菱、三井和丸红这样著名的大商社。但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成功完成这场就职大迁徙的毕业生少之又少。各公司终于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初的那场房地产价格暴跌而导致的经济大地震并不是一场偶发事件，它们必须做出一些调整。因为它们同现有员工之间结成的契约虽然并未明确规定，但是大家都心照不宣地认为自己得到的是一份终身职业，所以辞退老员工几乎是不可能的，下坪将这种关系比作大名同武士家臣之间的关系。唯一的选择就是少雇用一些刚毕业的大学生，甚至暂停一切大学生招聘计划，下坪以及跟她一样的数百万毕业生成为这项决定的直接受害人，被拒之门外的他们成了“迷失的一代”。
应许之路的破灭
跟那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下坪被日本经济环境的改变打了个措手不及。原本她对自己人生的规划是成为所谓的“综合职”职员，这是大学毕业生能够得到的最高层次的公司职位，一般可以在公司中按部就班的顺利晋升。第二种入职职位被称为“一般职”，是“非事业型”通道的职员岗位，几乎全部由女性来做，也基本没有晋升的希望。这样的女性大多在结婚之后离职生儿育女。下坪渴望得到一个处在上升通道的职位。人们的观念正在慢慢转变，然而还是有很多雇主认为这些顶级的职位应该留给承担着养家糊口责任的男人。这种观念再加上江河日下的经济形势就意味着，下坪得到她渴望的那种职位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
她走上应许之路的梦想很快就破灭了，她一份录取通知书也没有拿到，直到最后一刻她才得到唯一一份肯定的答复，但是录用她的并不是她一直渴望进入的那种知名的大公司，而是一家私营的出版社。“我完全丧失了斗志。”哪怕是15年之后，这种苦涩的滋味回忆起来还是很不愉快。如今，她已经结婚，还有一个年幼的女儿，她是这样评价自己毕业之前的那几年的：“原本有一条事业发展的应许之路。人们加入一家公司，然后跟自己的同事一起在这家公司工作一辈子。我父亲就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工薪族，他在一家传统的日本公司——著名的日本电气公司工作了30多年，他走的就是所谓的应许之路。”
下坪没有走这条路。在日本，几乎所有重要的招聘活动都是在毕业季集中进行的，没有其他机会，直到今天，情况也没有太大变化。大部分公司都不接受跳槽的人，它们希望雇用初出茅庐的毕业生，这样就可以从头开始对他们进行培训，用下坪的话说，就是对他们进行“洗脑”——把他们变成听话的雇员。“如果你脱离了既定的应许之路，就会得到‘这个人不怎么样’的评价，因为你不属于任何机构，”她说，“拥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没有稳定的工作就意味着社会地位低下。我现在已经37岁了，很多像我这个年纪的人还在很绝望地做着临时性工作，他们的工资很低，跟刚毕业的学生差不多，而实际上他们开始职业生涯已经近20年了，这是一种社会歧视。”
一条走出迷失的可行之路
下坪比大多数跟她一样处境的人要幸运，因为她英语说得很好，她走了一条不同的职业道路，为设在日本的外国公司工作，这多亏了她在横滨读的中学颇具国际视野。外国公司不介意她是不是大学一毕业就在本公司供职。她甚至担任过人力资源部门的主管，如果在日本公司供职，她这个年纪的人是根本不可能做到这个职位的。而这份工作的讽刺之处就在于，在主持了一场硝烟味十足的西式招聘活动之后，她自己也成了多余的人。如今，她的职业是“跨文化交流协调人”，并且游离于本国的核心雇用活动之外。她始终对自己这一代人被剥夺了父辈享有的那些待遇而耿耿于怀。“读大四的时候，我好嫉妒那些生活在泡沫经济时代的人，公司会为他们的吃吃喝喝埋单。”她说的是路人尽知的巨额费用账户。“哪怕工作效率很低，他们也能拿到高额的奖金，而且那时候赚钱是那么容易！”她一边回顾，一边又说：“日本真正繁荣的时候，我还是个高中生，那一代人毕竟有过快活的日子，而像我这样生活在‘冰川时代’的人根本就不知道那泡沫的滋味。今天的年轻人更是不知道增长为何物，他们只经历过裁员和萧条，这就是他们了解到的日本经济的全部。正因如此，日本人如今连梦想都缩水了。”
在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经历让她深感日本的雇佣制度亟须改变。她说，日本现有的雇佣制度是一场赢家通吃的博彩，对那些在毕业之后早早就占好位置的人有利，却将其他人排除在外。“我个人很希望有其他的道路可走，但是目前的体系是唯一确定的道路。”她说。这时，女招待走过来给我们续茶水。在我们身边，几乎所有的顾客都是年龄比较大的人，伴随着让人安心的骨瓷碰撞声轻声交谈着。下坪有些紧张地环顾这间茶室，就好像她正在策划一场政变，然后她转向我，诡秘地小声说：“为了让年青一代有些希望，我真的希望能够彻底毁掉旧的体系。”
村上春树对应许之路的看法
《日本：生存的艺术》这本书中，作者戴维·皮林还采访了日本著名后现代主义作家村上春树，在他的小说中，有很多是在在展现如今年轻人也就是“迷失的一代“他们的生活现状。在谈到“应许之路“问题时，村上认为，将应许之路分化成上百条从未被探索过的道路才是职业发展道路的应有之义。因为经济疲软，年轻人必须要自力更生，这绝非易事。但是，下坪应许之路的终点只是个虚妄的梦。在为描写沙林毒气恐怖袭击的《地下》一书搜集素材的过程中，村上对创造日本经济奇迹的士兵更加熟悉起来。他采访了很多坚忍的、毫无怨言的办公室职员和公务人员，他们在努力维系“日本梦”的上班路上遇到了毒气袭击。“我对他们的情感自然是爱恨交加的，”村上小心翼翼地组织着自己的语言，“我尊重他们，但是与此同时，他们让我感到沮丧。我认为他们的生活很可笑，他们实际上是在消耗，消耗他们自己。你知道，他们每天在家与办公室之间奔波两个小时，他们工作那么努力，这是不人道的。当他们回到家的时候，孩子都睡着了，这是人性的浪费。”
村上本人对后泡沫一代更觉亲近，他还热情洋溢地谈到“飞特族”（Freeter），在日语中这个词指的是那些只做临时性工作的人，他们的工作大都薪酬极低，而且毫无发展前途。对大部分社会观察者而言，飞特族干完一份不稳定的工作又去做另外一份这样的工作，这种观点本身就是多年以来经济危机沉疴难起而导致的各种问题的表现之一。很多日本人认为这些工作收入低、不稳定还没有发展前途，村上却认为这些年轻人其实是在创造一些全新的东西。毕竟，村上本人是一名成功又富裕的小说家，他比别人更容易感到乐观。他自发地避开了应许之路走上了岔路，最终名利双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如此幸运。那个时候，应许之路的轮廓还是非常清晰的。然而如今在日本，一个年轻人想要成功的难度不亚于在沙漠中描绘出一条未知的道路。村上很欣赏这些年轻人，尽管很大程度上他们也是被逼无奈，但是他们确实在努力开拓自己的道路。
“我们的社会已经在改变了，”他说，“有这么多飞特族，他们选择自由自在的生活，他们对选择生活方式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人们的选择越多，我们的社会就越开放。”日本社会刻板僵化的旧体系也许能够帮助日本更好地追赶，村上说，但是这些东西如今已经不合时宜了，而且会妨碍个人发展和个人选择。“大部分日本人根本没有方向感，”他接着说道，“我们迷路了，不知道该往哪里走。但是，这是很自然的事，也是很正常的事。是时候开始思考了，我们不需要太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