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建设宝钢，有种声调：“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工程建设项目的错误的决定。”这种论点，来自当时正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名为《替宝钢算一笔账》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作者到底是谁，至今回忆者都含糊其辞，左右躲闪。人们大多数在褒扬宝钢的卓越成绩时，也将身为某财*部干部的作者随笔带出。当然，这个作者到底姓甚名谁，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篇文章多多少少代表了当时经济学界对于宝钢项目工程建设的一般看法。“被日本人骗了”“从全国人民口袋里拿出30元”“败家子”这样的说法，不是出自一般大众口中。事实上，这和《人民日报》上的批评声一样，大部分源自科研院所的知识分子。20世纪改革开放初期，中日之间技术上的差距十分明显。年，我国钢产量仅为万吨，占全球产量的4.4%。这其中大部分的钢产品，还是钢坨之类的粗钢，适用于机械工业和汽车的板材，基本上需要从苏东国家进口。由于技术不过关，坐拥世界稀土矿的包钢，非但无法变废为宝，制作特种钢材，还得靠出口废矿渣换取日本的稀土提炼技术。日本的新日铁已经晋升为世界第三大钢铁公司，年产量接近万吨。整个中国的钢产量，大约只有日本的一半，但日本的大部分钢铁还是高级的汽车板材。没有铁矿石的日本，原料全部源于进口，可谓技术制胜的典范。在中国生产同样的一吨钢，投入成本要比日本高出3倍，价格却高出一信。但是中国这么做，并非没有道理。中国的劳动力十分廉价，此时中国工人的平均工资，不但低于快速工业化的日本，更低于所谓的亚洲四小龙，堪称世界劳动力资源最丰富的国家。即使资源投入是日本的3倍，名义价格高出一倍，中国钢铁产量仍然供不应求。赶英超美的口号，依然回荡于各行各业。显然，中国不是不需要钢铁，而是特别短缺。
在生产上，如果使用自己研发的钢铁生产线，产量可以大幅提高，而且适应中国铁矿石品位不高的问题。只是特种钢材仍然需要大幅进口；第二条路是，花费巨资，进口铁矿石，建设一个总量较小的宝钢。年中国的财*总收入只有亿元，而建造一个宝钢，新日铁狮子大开口，一口价亿元。在一个十分不富裕的大国，这意味着全国人民需要拉紧裤腰带上马这个超级项目。即使新中国成立初年的工程，也没有如此的大手笔。在一个预算约束明显的项目下，是选择要价较低的本土钢铁厂，还是要价高的宝钢，这是当时经济界争论最多的一个话题。时任冶金部副部长的吕东，本身就是老北大，起初在中央财贸小组是不同意建设宝钢的。他的理由和当时校园里的经济学家是类似的，毕竟建造一个如此大规模的工程，脱离中国本土的矿石资源条件，实在有点儿冒险。很显然，以西方经济学的观点，在中国建设宝钢的机会成本，也就是放弃了用亿投资其他项目的机会，比如当时十分在意的汽车工业，计算机制造或者新干线。到后来，不知为何，学者们的声音都降低了，最后随着宝钢工程的第一根桩子打进长江附近的泥土里，所有的声音都消失了。其实，在经济学界的一干人等还在对中国到底是选择劳动密集型的工厂，还是资本密集型的工厂进行争论的时候，中国的决心早就下了。用领导人的话说：宝钢议论多，我们不后悔。后悔与否，议论也罢，亿投下去并没有打水漂。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宝钢在中国钢铁业的产量份额不断下降，如今老大地位也拱手让人，可在这一过程中，宝钢取得的利润不但很早就超过了亿，收回成本，而且还将建设两个宝钢的资金也赚了回来。中国的钢铁市场，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最大的市场，消费第一，生产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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