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纯德先生17岁开始学医时，即无师承友援，又无家学依托，只靠自己孜孜探求、摸索。临证稍久，效失各半，经常面对着失误、不足而苦思冥索，愁闷彷徨。以后的十几年中，白日治病、奔波，穷思于方脉；夜晚诵读医书，远虑于成败。越读书，越临证，越感到唐宋以降诸方书，确实存有呆板、笨伯之处，但又一直摸索不到其它出路。自37岁以后，才渐悟到《灵素》乃中医之正路；仲景之书，乃临证之准则。认识到搞临床工作，不熟仲景则一事无成。
仲景之书，条文简而寓意深，察证候而辩入微，用药少而效专宏，用之得当，往往立起沉疴。数例用平常方药治之久不获效的病人，遵仲景辨证，投用经方而其病若失，遂更坚定了对仲景的信仰，渐转以经方为主，并广搜博览，扬长避短，一志殚心，在以后的数十年中，形成了自己的学术风格。
1、辨证以阴阳为纲，施治必求于本门先生治学，尊崇《内经》，尤对阴阳学说，更是奉为圭臬。尝云：“一个医生走到一定程度，便走到阴阳路上来了，是否懂得了阴阳，是衡量这个中医成熟不成熟的标志。”先生服膺张景岳、徐灵胎“两纲六变”说，常引张景岳语告人：“阴阳即明，则表与里对，虚与实对，寒与热对，明此六变，明此阴阳，则天下之病固不能出此八者”；“凡诊病施治，必须先审阴阳，乃医道之总纲，阴阳无谬，治焉有差。医道虽繁，而可以一言以蔽之，曰阴曰阳而已”。认为单向阀机理的千变万化，总不离乎阴阳。病有阴阳，脉有阴阳，药亦有阴阳。其表实热者，可赅于阳；里虚寒者，可赅于阴。所以阴阳两道，为医道之总纲。
疾病之六变，是疾病病性、病机之总括，也是分析、认识疾病病因之关键。为医之道，在于提纲挈领，把握关键，如此则病无遁形，治之多胜。临床上，先生对阴阳的对立统一，承制生化，相互依恋，互为消长及脏腑气机的升降平衡等观点，融会贯通，不仅用阴阳学说来认识和解释疾病，而且还用这种学说来指导制方遣药。
先生治阳虚生外寒症，长于兴阳，善用桂附，用益火之源法；
治阴虚生内热者，予壮水之主法。
遇阴盛阳病者，用通阳泄浊法，逢阳盛阴病者，用泄热生津法。
治阴阳俱损之人，一般先以兴其阳气，而后再资生阴分；
治阴阳濒将离散，回阳尚须救阴，育阴必先敛阳。
尝见其治阴寒内盛、逼阳外越之危候，急亟引火归源，多求其速战；治邪热充斥，釜底抽薪，取荡取涤，意使水火各安，阴阳臻平。
先生治病，注意求本。
“本”是什么？如何去求？李士材、张景岳谓“本”之意为病之根，病之源；王冰、滑伯仁谓“本”之意在阴在阳；《素问·标本病论》：“知标本者，万举万当，不知标本，是谓妄行。夫病之本，实乃多端。然一拨其本，诸证悉除。医之求本者，并不是刻刻治于本。“病发而有余，本而标之，先治其本，后治其标；病以而不足，标而本之，先治其标，后治其本。”（《素问·标本病论》）。急则图标，缓则图本。有先治标后治本者，有先图本后图标者，更为多见者，标本兼顾之。法亦灵活，治亦要灵活。
明·王应震说：“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止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勿耗气，精遗勿止涩，明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此谓治病，须探得其本，而后方言治。门先生认为探得其本，功夫全在识证。若切能“求”之，须先“识”之。识之为阴为阳，为虚为实，为六淫，为七情；辩之在表在里，在经在络，在脏在腑，不同揣合，贴切病机。尝谓：“医如弈，一子走不好，常掣动全局，弄的不好就满盘皆输。倘若一方一法掌握好了，常可使胜券在握。故必须胸怀全局，运筹帷幄，如果犯虚虚实实之戒，确可殆害人命。”
2、法药开宽，联合方组，循序渐进门先生在多年临床实践中，对一些顽固性疾病，即注意辨证，也很注意辩病。尤其在制方遣药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素问·玉机真脏论》云：“五脏相通，移皆有次。”五脏六腑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门先生在整体观的指导下，提出并运用了“联合方组”这一方法。中医治疗学上，制定方剂的基本原则，是“主病之为君，佐病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素问·至真要大论》）。门先生在这种方药配伍原则启发下，通过数十年来对慢性疾病演变规律的摸索和临床实践经验的总结，掌握的一套治疗法则和弄清了许多疾病的君臣佐使，创造出方剂与方剂主次相应，相辅相成，循序渐进的轮服方法。临床上娴熟地运用于各种慢性疾患的治疗上，取得了肯定的疗效。
比如治肾病综合症，本病常见由于氮质等代谢物潴留，引起明显的胃肠系统症状，呕吐恶心严重。一般慢性肾功衰竭，病机多属于水气内停，肾阳衰微。门先生在年曾先后治疗13例本类病人，大都处以下四方：
一、小半夏加茯苓、伏龙肝汤，冲服猪苓散；（猪苓必须捣细粉包煎，否则药力不达。）
二、香砂六君子汤；
三、胃苓汤；
四、真武汤。
根据病情病症，酌以更定或加减药量、剂数。原则是先降水逆，化其浊阴，待阳气得复，阴霾渐消，扶助肾阳，鼓舞命门，缓缓图本。
是症恶呕，水气上逆，《金匮》：“卒呕吐，以下痞，膈间有水，眩悸者，小半夏加茯苓汤主之。”小半夏降逆安中；饮停于胃，阻滞于膈，故加茯苓引水下行。伏龙肝辛温调中燥湿，止呕作用良好，门先生每每用之。
吐久水津丧失，则渴，本宜少少饮之，令胃气和，但每见渴则多饮，胃气本弱，新饮又停，故以猪苓散健脾行水。
“诸湿肿满，皆属于脾”（《素问·至真要大论》）。《丹溪心法汇集》云：“诸家只知治湿当利小便之说，执此一途，用诸去水之药，往往多死。……，盖脾极虚败，愈下愈虚，虽求效于目前，而阴损正气，然病亦旋踵而至，大法宜大补中宫为主。”故以除滞行湿，两和脾胃，补气健中，用香砂六君子和胃健脾渗湿之。
古云：文武之道，一弛一张。门先生认为治病也是这样，放放收收，补补攻攻。补气健中，巩固脾胃一个阶段后，再行利水，以胃苓汤投之，取其甘温化气，引张景岳语：“性味从辛从燥从苦，而能消能散，惟有滞有湿有积者宜之。”夫阴寒之体，复有水气，外攻肌表，停于下焦，小便不利，宜扶阳利水。《伤寒论》：
“……小便不利，四肢沉重疼痛，自下利者，此为有水气，真武汤主之。”真武汤是治疗本病的关键方剂，肾之阳气充沛，阴霾散却，脾肺得肾阳之蒸煦，温暖敷布，水气得行，浊阴得散，阴阳遂济。仲景治方，法度甚密，其用白芍者，即缓附子之辛热，而养护肝肾之真阴，又引附子纳归于下焦，其阳则不上窜。
13例病人，服到真武汤这一步骤时，水肿消退明显，体质大都有所增强，以济生肾气丸善后一段时间，基本达到或接近痊愈。
门先生对上述数类方药，并不刻板运用，然进退、加减，或三方，或五方，不离乎总的先治其标，次而标本兼顾，最后缓治其本的治疗原则。治疗其他疾患，凡属慢性的、顽固性的、常见的，如血栓闭塞性脉管炎、风湿性关节炎、硬皮病、泄泻（结肠炎）、胃十二指肠溃疡、胆结石等等疾病，都提倡在整体观的指导下，纵观全局，指挥若定，制“联合方组”，取得了很好疗效。其制定基础，是分清疾病病势的轻重缓急，病机的标本，推求病理的演变和注意五脏气化承制与相生。
临床上许多慢性疾病，百孔千疮，用药确难面面俱到，叶天士说是“缕治非宜”。门先生的经验是与其治其病，不如治其体。其“联合方组”，就常常基于此点作为治疗原则，讲求治病宜从整体出发（包括患者人体生理的整体和疾病病机病理的整体），前后缓急，次递轮服（服药的次序和方法），井然有序。尝云：“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治病也可以假途灭虢，旁敲侧击，对久病痼疾，即使是积聚结凝（包括肿瘤、癌症）也宜衰其大半而止，穷寇勿追，静以待时，养护正气，渐磨渐消，使人登寿域。”门先生另一用药特点，就是独具巧思，有胆有识，只要认准症候，便放胆投药。
如治产褥热，用白虎汤；
治血压高、神经衰弱、汗出失眠，用桂枝甘草汤；
治前列腺炎用乌头桂枝加当归四逆吴茱萸、生姜汤，收功用温经汤；
治类风湿性关节炎用乌头汤；
治肾结核用猪苓汤；
治崩漏不止用白术山药粉稍加黑当归汤冲送；
便秘症，即使是小儿，也辨证使用补中益气汤；
治流行性结膜炎用越婢汤，
芍药钩藤木耳汤治神经疾患，
防风通圣散治牛皮癣，
消瘤丸治良性肿瘤等，皆有捷效。
3、治急性病，必分阴阳，彼互求之。张景岳云：“善补阳者，必于阴中求阳，则阳得阴助，而生化无穷；善补阴者，必于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助而源泉不竭。”急性病多属六淫时疫，传变速而病势危，尤其风火阳邪，常焚毁于倾刻，治疗上，寒热即得其真，即当以峻剂直攻其本，如果畏缩逗留，则病必深固，有误人命。门先生治急性病，对阴阳偏颇，水火失济的救治诸法，颇多新见。
如治腺病*肺炎，危重小儿，其脉几无，欲寐不寐，非真寐也。断为少阴病，投麻*附子细辛汤，有一例，鼻饲一剂。当日下午5时许服药，晚9时许，头汗出，夜12时许体温降至37.3℃，脚部湿渍渍地，四肢转温。次日黎明，其家长来舍欣喜奔告，体温36.5℃。嘱午后再服上药一煎，继拟化痰健脾，数剂而安。此证乃浮阳外越，表束风寒，心肾阳乏，虽20余日，屡屡经治，几奈治不得法，酒精、冰袋用之过多，冰伏其邪。方取麻附并用，发中有补，表汗出而邪解，又不损卫阳；麻细并用，宣散定喘而护肺，辨证凯切，效如鼓应。林佩琴云：“司命之难，也在识证，识证之难，也在辨证”（《类证治裁》）。门先生心小胆大，同道皆评其“不愧有识有胆之良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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